再审胜诉 ▪ 上海法治报专栏无删改原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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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标点 引发矛盾与歧义

艰难取证 再审获拆迁利益

 

2016年初的一天夜里，在家中写文的我被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打断了思绪，那时，任谁都始料未及，这通电话将创造一场奇迹。

 

我赶忙从创作中抽离、将电话接起，听筒那端却传来令人沮丧的讯息——王女士咨询一审败诉的案件——我的心当即凉了大半，毕竟二审仅有低于百分之三的胜诉率。随着王女士的讲述，我已近乎绝望，因为王女士上诉后无力承担高昂的诉讼费，只得申请撤诉，近来思前想后又觉不甘心，便在网上搜索相关信息，得知我专办拆迁案之后，才来电咨询再审事宜。

 

我代理二审或再审案件有个原则：一审判决需有三处以上的瑕疵或错误，方可代理二审；对于翻案率不足万分之三的再审案件，更需要原审判决有超过五处的瑕疵或错误才可以。因为二审/再审是对原审判决的反驳，如果说一审论点是点，二审/再审论点则是面，仅有一两个支点并不足以支撑，需要三个以上的支点才能撑起一个平面（指二审论点）、五个以上的支点才能撑起一个多面体（指再审论点）。

 

王女士闻言，便称一审判决的错误不止五处，欲上门咨询，但当事人所认为的错误在法律角度未必成立。本着对当事人负责、节约双方时间的原则，我请王女士先将一审判决拍照发送予我，若有可诉性再来不迟。

 

大致浏览一审判决后，我发现确如王女士所说，漏洞百出、不止五处，其中一处是重大的程序性错误。然而，纵使一审判决存在诸多瑕疵甚至错误，再审翻案也是难于上青天，我会尽最大的努力，但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。王女士表示可以接受，只是不想放弃最后的权利。于是，我受理了此案，开始了长达两年半的持久战役……

 

父母过世 留下一套私房

 

王女士全名王灵秀，父母育有兄弟姐妹六人，其余五人分别是大姐王清秀、二姐王锦秀、大哥王全俢、二哥王全亮和三哥王全壮。王灵秀年纪最小，但并未因此受到任何优待，反而尽了更多的义务，且不敢对兄姊说一个不字，这为今后她的权利被侵犯埋下了隐患。

 

六人的父母在世时，有一套位于虹口区的两层私房，产权人为老两口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父母相继去世，产权人一直未变更。嗣后，二姐王锦秀一家三代九口和王全壮居住于此，已无多余的居住面积。因此，一向谦让的王灵秀与前夫离婚后，便与儿子孙兴一同租房居住。该房户籍在册人员为孙兴、王锦秀家三代八口（第九人史颖的户籍在外地）以及王全壮，共计十人。

 

老房拆迁 二姐意欲侵吞

 

2010年，老房所在地块被列入拆迁范围，本是喜事一桩，却因为二姐王锦秀利欲熏心，引发了旷日持久的诉讼。

 

2013年9月，该地块开始签约，王锦秀将六人召集至动迁组，商讨拆迁利益分配事宜。动迁组经办人称，王全壮由于户籍在册且居住于此，得一套房毋庸置疑；王灵秀虽不居住，但他处无房且居住困难，也可得一套房；儿子孙兴8岁时享受过福利分房，本无权得房，但考虑到户籍在册，可酌情给予一小套，但需补差价。其余三人则在王锦秀的软磨硬泡、连哄带骗下，承诺只得18万元。

 

于是，经办人应王锦秀的要求，起草了一份《承诺书》，全文如下：

共有人共同协商一致，对该房屋的补偿款，每人应得18万元，其余款项由有实际户口.实际居住人协商后，向动迁组根据有关规定购房，等选购房确定后，由购房人按实支付。

本承诺书签订后，王全修、王清秀、王全亮每人应得18万元，王锦秀、王全壮、王灵秀协商购房。

 

承诺书上满是涂改痕迹，用词、用字甚至标点符号都极不规范，表述模糊、病句连篇、歧义重重。因此，其他五位都痛快地签了字，只有王灵秀在反复琢磨，总感觉与经办人口头表达的意思有出入。与经办人确认含义时，兄姊们便在一旁不停地催促与斥责，她只好无奈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，没有注意到日期是空白的。然而，他们万万没想到，这一切都是王锦秀精心策划的。

 

之后，王锦秀利用自己在被拆迁房内居住的便利，私自与拆迁单位签订了《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》，协议载明被拆迁人为上述六人，共分得七套安置房。蹊跷的是，第七套已完全超出拆迁补偿款的范畴——即拆迁补偿款总额为330万元，前六套房已花去332万元。除王全壮的一套外，王锦秀一家将其余六套全部据为己有。

 

王灵秀得知此事后，便致电王锦秀理论，质问其为何不履行承诺书，王锦秀却称承诺书上写明王灵秀只得18万元。王灵秀气愤道，「不是写了协商购房吗？」王锦秀轻蔑道，「现在我不同意协商。」王灵秀大惊，这才意识到中了王锦秀的圈套。此后，王锦秀便不再接听电话，走投无路的王灵秀终于决定拿起法律武器，维护自己的权利。

 

两次诉讼 均以失败告终

 

从法理上讲，拆迁协议应由六位继承人共同签字方可生效，故其效力存在瑕疵。于是，王灵秀母子先以确认协议无效为由提起诉讼。但出于多方面考虑，法院对此类继承人诉请拆迁协议无效的案件，十有八九是驳回诉请的，本次也不例外。二审判决下达时，已是2014年底。

 

2015年初，王灵秀母子再次提起诉讼，要求王锦秀履行承诺书，给予两套安置房。经过近一年的审理，法院认为王灵秀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《承诺书》的含义是给予她和儿子两套房屋，故将《承诺书》做了对其不利的解释，判决王灵秀获得一套安置房，但仅享有18万元的份额。不仅如此，在审理过程中还曾要求她垫付全部差价41万元，否则她将只能得到18万元补偿款，王灵秀只得借高利贷支付了差价。

 

山穷水尽 二审无奈撤诉

 

面对这样的一审判决，王灵秀自然不服。因为所谓「垫付」只是代为支付，且不论该差价是否应由其支付，即使应由其支付，该套安置房所需补齐的差价也是38万元，其余的3万元应由王锦秀来补足。

 

然而，王灵秀为了支付差价，已经债台高筑，根本无力承担二审诉讼费。无奈撤诉后，为尽快还清高利贷，她只得将房屋贱卖，继续与儿子租房居住。本已打算认命的她，听说有再审程序，并且不必缴纳诉讼费，这才决定再搏一次。

 

翻阅卷宗 并未获得线索

 

我告知王灵秀即日起与动迁组或对方接触时全程录音、最好录像，以收集有利证据后，便着手研究一审卷宗。然而，数日过后，一无所获，因为证据几乎都是对方提供的。庭审笔录中虽有几处对王灵秀有利——如王锦秀自认承诺书的签订时间是9月1日而非10月1日等等——但并不足以推翻一审判决。所谓的法官令其「垫付」，也未记录在案。王灵秀去法院连续听了几日庭审录音，也未能获得有价值的信息。

 

唯一的突破口，是判决主文中未对孙兴的权利进行处理，属于程序性错误，应当改判。然而，改判也至多将孙兴的名字补齐，对实体权利并无影响。找不到实体上的突破口，贸然提交再审申请书毫无意义。

 

王灵秀唉声叹气道，「都怪我当时脑子被他们搞糊涂，签了这个承诺书。」我安慰道，「王姐您也别太难过，要是没这承诺书，您可能连房子都拿不到。」因为按照政策，户外产权人无权购房，仅可分割房屋价值补偿款，近两年更是缩小到房屋评估价款。这时，我脑中灵光一闪：既然《承诺书》对她有利，何不继续挖掘呢？于是，我的目光重又回到那份布满斑点的《承诺书》。

 

以点带面 灵感不断涌现

 

我开始一字一句地拆解《承诺书》，结合庭审笔录，发现诸多自相矛盾之处。譬如，王锦秀称18万系「通过精确计算得出」，但根据其自认的事实，即承诺书真正的签订时间是9月1日，并非落款的10月1日。而拆迁协议的签订日期是9月10日，换言之，签订承诺书时拆迁款明细尚未公布，根本无法计算，所谓的精确计算显属谎言。

 

随后，我的视线被「有实际户口.实际居住」这几个字吸引，并慢慢聚焦到中间那一个点上。我问王灵秀中间一点的意思是「并且」还是「或者」？她摇摇头，似乎没有听懂，并对我纠结这一点的行为表示不解。我翻开庭审笔录，试图找到有利的线索。终于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笔录中记载了经办人确认王锦秀家居住在此、但户籍在外地的史颖，有权获得安置房，这就表示那个点是「或者」的意思。既然户口与居住两个条件只需满足一个即可，那么孙兴也应当有权获得一套安置房。

 

以这个点为契机，我又找到了其他突破口，加之已有的共计九个。历经半月、六易其稿，一份我自认为足以引起法官重视的再审申请书出炉，理由写了七条，保留两张底牌待庭审时给对方致命一击。

 

精准打击 中院裁定提审

 

在惴惴不安中，终于等来了听证的传票，我暂时松了一口气。因为再审案件法院常以书面甚至电话形式审理，如果连开庭的机会都没有，则翻案基本无望。

 

一般二审或再审案件都是半小时结束，不会超过一小时。但这次听证进行了一上午，才审理了一半，法官也许意识到本案不同寻常，便休庭让我们等通知。2016年11月，中院裁定将本案提审。

 

缺乏证据 提审节节败退

 

王灵秀以为提审就意味着翻案，兴奋不已、连连道谢，我却开心不起来。因为除了程序性错误外，其他所谓的突破口都只是论点，并无充分的论据佐证。

 

果不其然，提审后的开庭并不顺利。双方围绕「.」的含义进行了激烈的辩论，导致我方其他论点都未能充分说明，加之当天身体不适，对方气焰越来越嚣张，我却毫无招架之力。庭审结束后，王灵秀有些埋怨我一直纠结那个点，浪费时间、没有意义。我解释说我们没有其他证据，这个点是我们最大的突破口。她仍不能理解，我叹口气道，「要是有经办人承认孙兴有份的录音就好了……」她说，「有的，我录了的。」我激动道，「怎么不早拿出来！」她又支支吾吾，让我不要提交法庭，不知在顾虑什么。

 

听了录音，我明白了王灵秀的顾虑，因为录音里有对她不利之处，即被拆迁房屋是王锦秀将原始老房拆除后翻建的，她担心法院会将被拆迁房屋整个认定为王锦秀的财产。我忙向她解释由于产证并未变更，最多认定王锦秀贡献较大，并不会影响产权，她勉强打消了顾虑。

 

艰难取证 案件发回重审

 

我将录音整理成文字版寄送法庭后，王灵秀提起王锦秀曾经向动迁组提交过一份申请书，具体内容她已记不清，大约是王锦秀承诺拿七套房之类。虽然武断地认为没什么用，但以防万一，我仍申请了调查令。

 

我们持调查令去动迁组调取申请书时，经办人并不配合，以各种借口推脱。当时正值小长假前夕，由于过度劳累，我的身体已极度不适，王灵秀便自行与经办人交涉，我则去外地调养。

 

隔天，我正在睡回笼觉，却被王灵秀的电话吵醒：经办人同意给我们申请书，但要律师本人过去。老实说，当时我高烧不退，真的不愿回去，幸好我对当事人一向有求必应（除非确定会对案件造成不利影响），便拖着病体赶回上海。

 

拿到申请书的一刻，我顿时冷汗直冒，旋即热血沸腾，烧退了一半。因为，这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关键证据！王锦秀在申请书里明确写明，「在此次动迁中，动迁组同意我们购买肆套动迁房，但由于我们家庭人员结构复杂……共计购买7套」，并且承诺「如不履行支付差价，动迁公司有权收回两套房屋」。这足以证明孙兴的户籍对于七套安置房是作出贡献的，否则，不可能有超出拆迁总款的第七套房屋，也再次印证了「.」的含义是「或者」。此外，在一审时，王锦秀多次明确表示拒付差价，证明其已放弃了上述两套房屋的权利。最终由于王灵秀支付差价，才保住这两套房屋，理应归王灵秀母子所有。

 

柳暗花明 重审大获全胜

 

有了录音和申请书的支撑，我方论点最终得到了中院的认可。2017年2月，中院撤销了一审判决，将本案发回重审。

 

尽管发回重审即表示成功了一半，我仍不敢怠慢，一面申请调查令调取地块拆迁方案（方案中载明配房时考虑户口因素，经办人从一审时就拒绝提供），一面继续在繁杂的录音资料中搜寻对我方有利的只言片语。出乎意料的是，重审开庭时，经办人画风突变，在法官询问「.」的含义时，竟爽快地确认是「或者」，我们已无需多费唇舌。

 

经过若干次庭审，今年4月，法院作出再审判决，两套房屋（其中一套是已被王灵秀出售的房屋）归母子二人所有。近两年半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，终于为王灵秀母子夺回了本就属于他们的利益。

 

判决书送达当天，恰逢我的律所取得执业证，双喜临门，我不禁喜极而泣……

 

后记

 

像王灵秀这样善良到糊涂的当事人有很多，然而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此幸运；大多是不明就里便处分了自身权利，最终导致败诉。故笔者在此提醒广大被拆迁居民，千万不可轻易签字，尤其是在签订拆迁利益分配协议时，最好全程录音录像，以免产生歧义后无法解释。另外，由于法院对公房同住人的认定愈来愈严格，户籍在册人员常被某一家庭成员要求签字选定其为承租人，此时请务必小心，因为一旦签字确认，承租人即有权选择货币安置或产权调换，甚至可能将拆迁利益全部据为己有，届时悔之晚矣；反之，承租人亦不可轻易在委托书上签字，否则，将面临同样的风险。

 

本案判决后，许多同行向我讨教经验，一些曾经颇有微词的前辈也对我刮目相看。因为我的座右铭是：把当事人的事当自己的事、誓死维护当事人合法权利，如今，我用它来命名我的律所，希望能够培养更多同我一样、真正为当事人着想的律师。前辈们总是告诫我，「这样不行，客户就是客户，不能把他们当朋友，更不能把他们的事当成自己的事。」可我不以为然，我认为当事人应当是律师的战友，而非敌人。事实证明，我的执拗没有错。

 

笔者2006年进入律所至今，办理的案件已有数百起，除个别白眼狼、吸血鬼外，与大部分当事人都成了朋友。他们信任我，不仅是因为专业，更是因为我把他们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在考虑。若非如此，本案中那份感觉「没什么用」的申请书，也许仍旧不会被调取；如果一审时能够调取的话，可能就不会败诉。有些律师被当事人的投诉弄得焦头烂额，我独立执业以来从无这种困扰。无他，惟「真」尔——怀有真知、行事认真、待人真诚，当然，该有的底线必须守住。只有行得端正，方可走得长远。

 

（文中人物均为化名）